刘志伟 u0026任建敏 中国区域史研究的脉络和现状

近期，由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昌大学等九所高校内有着共同学术旨趣的一群学者，联合创办了《区域史研究》学术杂志。《区域史研究·创刊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自施坚雅打破王朝国家历史叙述的范式，提出从区域的脉络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起，区域史研究成为学者们试图加深理解国家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20世纪60年代，在施坚雅、弗里德曼等人类学家的影响之下，以魏斐德、孔飞力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引入市场结构、区域研究到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耶鲁大学等代表性高校的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以华南为试验场，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从区域出发去尝试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演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华南研究”。

《区域史研究·创刊号》，温春来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区域史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上人们的互动如何形成在某个视角下有意义的“区域”。一项好的区域史研究，一方面要讲好所研究区域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在故事中呈现一种“理”。这种“理”，不只是对研究者个人有效，还要能引起其他历史学家乃至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共鸣。《区域史研究》的创刊，就是意在提供一个展示区域史研究的当前动向、思考认识和最新成果的刊物平台。

受《区域史研究》主编温春来的嘱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任建敏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就区域史研究这一议题进行访谈。访谈就“从制度史到区域史”、“作为区域的岭南”和“区域史的学术训练”三大主题进行了多层面的讨论，刘志伟就此分享了他多年来在区域史研究历程中的丰富历史细节，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深邃学术思考。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

任建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

从制度史到区域史

任建敏：您曾提到过，您1997年出版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是在您1983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但两者比较起来，其问题意识似乎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重点，似乎是以广东为研究区域，理解明清赋役制度的改革，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则在这一基础上，通过赋役制度改革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明清广东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否能谈谈，您的学术历程和理念的一些变化发展？

刘志伟：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让我有机会澄清我治学过程的一些时间点。你的问题以我毕业论文提交的1983年为起点，以后在这篇论文基础上增订成书出版的1997年为转折点。但其实，现在出版的这个书稿的基本格局，是1985年前后完成，主要是在1983年的研究生论文上增加了第五章以及第二章“盗乱”一节。书迟迟未出版，是因为我当时不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在接下来几年，只是把书中一些内容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并没有打算把它出版出来。后来到1994年前后交到出版社的这部书稿，其实是一本不完整的书。

我说这是一部不完整的书，意思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关注的问题已经很明确是在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上，我认为并没有一个“问题意识的变化”的问题。我们这一代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都一定是把社会经济结构演变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太可能把赋役制度改革本身作为问题的。何况我一开始确定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很明确是要继续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的路径，梁方仲先生从一开始做一条鞭法研究，就很明确地说出了一条鞭法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本身，其实乃代表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方面。”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 刘志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沿着梁方仲先生的研究路径，我读研究生时，从户籍赋役制度着手，真正着眼的，从一开始就是明清社会经济结构。我的毕业论文的初稿，本来后面还有专门一章，讨论从户籍赋役制度演变所见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文稿已经写出来了，但我的导师汤明檖先生认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讨论还很肤浅，要我撤了下来。这一章我完全丢弃了，从来没有发表。后来书中增加的第五章也不是这一章，只是连接这一章的过渡。

我在1985年、1986年前后更多把眼光投向乡村社会，其实就是为了把当时老师认为我研究未深的领域深入下去。后来，深入下去就似乎走到了另一个研究领域了，以至于很多朋友以为我改变了研究方向，其实，我一直关心的，还是同一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1985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在此前虽然也关注社会结构的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下到乡村去实地调查。我早期所做的，只限于接触到相关的几类材料。例如族谱，1980年我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就考虑过研究族田，后来因为叶显恩、谭棣华老师写了非常好的论文，我就放弃了，但还是看了很多族谱。

另外，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打算做鱼鳞图册，因为我们系藏有一批鱼鳞图册，我都看过了，后来也没有做下去。我比较早也写过关于珠江三角洲沙田的论文，我印象中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就是关于沙田的，是1981年写的，大概是1981年、1982年就发出来了。另外，关于“盗乱”的研究，是从1983年开始的，论文是1985年写的。当时我看了黄佐的《广东通志》，其中有大量关于盗乱的内容，其他方志也有一些相关的盗乱记载，很自然我就关注了“盗乱”与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那时，我还不懂得要从信仰和仪式去考察，在1983~1984年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意识。

不过，我在80年代初就对社会文化问题有很多关注，这有另外一个渊源，就是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人类学传统。我的老师中，很多是人类学学者。在当时历史系资料室二楼书库，一进门第一排书架就摆放着《民俗周刊》，而且读起来很有趣味。我那时候基本天天都待在资料室，所以1981~1982年看了很多的《民俗周刊》，这对我的学术兴趣是有直接影响的。但这个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过这会成为后来我的一个研究领域。

《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全12册）》， 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现在回顾起来，1985年是我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最直接的契机，是在这一年开始了和萧凤霞教授的合作。与科大卫大概也是在1985年开始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看地方文献，特别是族谱，是我们都有兴趣提取的文献，于是就逐渐互相注意起来。所以，把1985年看成我的研究转型的时间点，也是有道理的。前面提到，当时我努力要把毕业论文研究未深的问题深入下去，开始把研究的视线转到社会结构转变的问题上。

我觉得，在搞清楚户籍赋役制度转变之后，要继续深入解释其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必须从深入研究乡村社会入手。梁方仲先生在《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后记）》中提示我们，明代赋役制度改革，改变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我后来的研究，也始终围绕着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进行研究。要弄清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必须走到乡村，探究乡村社会赋役征收的实际运作机制，我在书中增加的第五章，就是讨论作为赋役征收与乡村社会关系连接机制的图甲制如何因应着赋役制度变化发生改变。我当时相信这是通向解释一条鞭法的社会意义的关键，而图甲制与乡村社会实际形态的关系，是需要通过乡村社会研究来接续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因缘际会，萧凤霞教授拿到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的项目，准备1986年在中国做一年的田野调查，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萧凤霞教授开始是想同我们的人类学系合作，后来发现同我们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作，更能够在学科之间的对话中展开她的研究。1985年，她来给我们讲了施坚雅（Skinner）的研究。在叶显恩老师的安排下，陈春声和她一起去中山小榄，确定了以小榄作为田野研究的点。1986年我和她一起去小榄，正式开始了在小榄的田野调查。所以，如果说我由比较传统的文献研究到把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乡村社会，这个转变可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

除了1986年整年在小榄的田野调查之外，从1987年到90年代初，我和萧凤霞、科大卫每年都到小榄和新会的潮连做调查，当时我们下去非常频密。除了在中山、新会做田野调查之外，从1988年开始，在科大卫的带领下，我们还到香港新界看香港学者在那里做的田野调查。记得第一次是1988年科大卫安排我们去看新界的打醮，那次我们认识了蔡志祥、张瑞威等年轻学者。虽然那次由于搞错了日期，没有看成，但是印象很深刻，收获很多。第二天蔡志祥带我们去长洲，看坟墓，讲打醮。这时我们开始对信仰、宗教有比较实际的认识。

萧凤霞，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东亚研究委员会前任主席，中国文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萧教授的专著包括两部文学选集，分别是与Zelda Stern合编的《毛氏的收成——中国新一代的声音》和《犁沟——农民、知识份子和国家》。另有历史著作，如与科大卫合编的《植根乡土——华南地缘关系》；及一部根据她在广东所作田野考察的著述《农村革命的同谋者》。此外， 萧教授与Pamela K. Crossley及Donald Sutton合著的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加州大学出版社）。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几乎每年我都会跟着香港的学者在新界看神诞和打醮等乡村仪式。这个经验，令我对从事乡村研究，必须去看乡村的仪式和信仰有了越来越明晰的认识。1988年，科大卫还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资助，开始了一个叫作“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的项目，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做一些乡村调查。当时科大卫和我去找几个调查点，第一个点是德庆的悦城龙母庙，是从广州坐船去的。看过悦城龙母庙之后，我们坐长途汽车去三水芦苞，芦苞有一个北帝庙。我们到那里一看，觉得很兴奋。因为科大卫之前已经对佛山有很多研究，佛山有一座北帝庙在当地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在芦苞稍稍了解到一些情况，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些不同的地点可以串起来建立某种地方历史的线索。

我们另外还选择了两个点，一个是番禺沙湾，另一个是南海沙头。沙湾在沙田区的边沿，沙头在桑园围。这几点在空间上的关系可以反映出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历史的不同时间和阶段的情况。1989年和陈春声、戴和、萧凤霞一起在沙湾住了半年，这是此项目最长的一次田野考察了，科大卫也会经常来。

这就是我们最初几年在珠江三角洲做乡村社会研究的大概情况。经过这几年的研究经验，我的确把视线重点转移到了乡村社会，而且把更多时间放到了田野研究以及民间文献上面。旁人看起来，产生了我转移了研究方向的印象，这也很正常，但我始终认为这是我早期研究的延伸。

当然，由于这个阶段我们走进田野，是与一群对乡村社会有研究兴趣的朋友一起走的，外面看起来，我们做的是同样的研究，但其实，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研究背景，也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如果说，我们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兴趣和意识是在1991年以后，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陈其南教授主持的华南研究计划的开展，使我们逐渐形成了更多的共识。

大约1990年，萧凤霞在香港筹了一笔经费，叫李郑基金，是李兆基、郑裕彤捐了一笔钱给耶鲁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用来推动两个学校的中国研究。我们可能是最早得到这个基金资助做项目的。萧凤霞自己是筹款人，不便作为项目主持人申请，就找了陈其南教授牵头，项目主题为“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1991年，陈其南到广州来找我，我们谈了两天两夜。第一天晚上我的印象最深，我们先在中国大酒店的餐厅谈，谈到9点半，餐厅开始有歌唱表演，很吵，我们又转去了东方宾馆继续谈。

当时谈的主要话题是，这个计划究竟怎么开展。首先是邀请什么人参加，我们最后确定的人选是：广东的陈春声、戴和、罗一星和我，福建是郑振满、陈支平，香港是科大卫、蔡志祥、萧凤霞，还有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郑力民（因为当时陈其南对徽州有兴趣）。后来，江西以梁洪生、邵鸿为主的学者也加入了。关于具体的运作方式，当时我们和科大卫、萧凤霞他们合作了虽然只有几年，但是感觉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一样。我们认为我们最成功的是，我们不像别人那样共同去做一个课题，但是我们在各自研究的同时，经常进行有深度的讨论和沟通，共享想法、共享资料。这种经验，成为后来我们各种合作项目的模式。当时我和陈其南商定，“华南研究”仍然采取这种合作模式。项目参加者仍然是各做各的研究，但每两个月在一个人的田野点举办一次工作坊，每次3至5天。

第一次工作坊是1991年8月2至5日在广东新会的潮连镇，由萧凤霞主持。那时候，我、萧凤霞、科大卫三个人都在潮连做田野研究。第二次是1991年9月27至30日在广东佛山，由罗一星、科大卫主持。第三次是1992年1月3至5日在广东番禺，由我主持。第四次是1992年3月20至23日在广东澄海的樟林镇，由陈春声、蔡志祥主持。第五次是1992年7月23至29日，由陈其南主持。第六次是1992年8月12至16日在福建莆田，由郑振满、丁荷生主持。

我记得我们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是在佛山举办的那次工作坊上。我们那一次讨论提出要有一些共同的方法和主题，以及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大家觉得神明的祭祀与信仰可以作为我们的主题。这里所说的神明崇拜也包括了祖先崇拜，祠堂、宗族的研究也可以纳入这一主题之内。当然，这样的兴趣，并不是新的想法，科大卫、蔡志祥在香港新界，以及我与萧凤霞在中山小榄进行的研究，例如她后来写的菊花会的文章，都与仪式有关。不过，作为这个计划的一种共识，是在佛山那次工作坊确立的。

后来我们去了广东潮州、福建莆田考察，更确信这是我们这个计划的核心关怀。尤其是到了郑振满的田野点之后，这种认识更为明确了。当时，他的博士论文刚刚出来，讲的是宗族，但跑到莆田，他整天带我们去看庙，我们就和他说：“你要带我们看宗族。”一天早上，郑振满说：“好！我带你们去看宗族。”车子开到一个庙面前，我们下来一看还是庙，然后我们问，宗族呢？他指着庙里一块很大的碑，说宗族在这里。碑里的捐款名字确确实实是一个家族的系统，我们发觉，他们的宗族原来是在庙里面。第二次我们再到莆田，到了东岳庙，我们突然悟出：莆田的历史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本地的士大夫塑造了当地的传统，把地方神提升到国家认可的高度，以神明的方式把地方拉进了王朝体系。

科大卫和我们研究的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是从明代开始，他们更多用的是宗族的语言。于是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带有理论意味的认识。这个认识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我们觉得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时间、制度、文化规范、空间，以及在田野中看到的各种文化形态，都可以打通来思考了。

作为区域的岭南

温春来：我们正在办一个《区域史研究》的刊物，所以想请您谈谈岭南或者南岭。

刘志伟：这个问题如果要从头讲起，可能就说来话长了。南岭及其以南的区域，是我很想做一个整体的区域研究的地方，但是我现在相信这辈子大概也写不出来了。我对南岭的兴趣，牵涉一个也许很大的历史关怀，关系到在全球史视野下对整个中国史或东亚史的理解。这里我想先做一点辩解。很多人以为我是研究广东的，但实际上，我真正关心的不是广东的问题。我的书虽然写的是广东，但是里面大部分认识的形成，尤其是关于里甲赋役制度的认识，不是从广东的史料研究那里获得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大量的时间是在看江浙、江西、福建的地方志。当时唯一能系统看的明代方志，是《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里面的方志，续编还没有出来。另外就是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头的内容基本上是抄录各地的明代到清初的方志。这两种史料是我研究的主要材料。后来我发现如果要做江浙、福建、江西的研究，研究生只有三年时间，根本做不过来。尤其是1982年我去了北京、上海、南京看书，我一算时间，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把东南几省的史料看完。所以在外地图书馆，我主要是看明到清前期的广东地方志。

但在之前我已经看过东南地区的地方志，对我作用很大。所以，写论文的时候，为了避免铺陈太宽，我选用规制比较简单一致的广东为地域范围来讨论，但其实很多理解，不太可能只在广东一地的史料中了解清楚。我们年轻时候的历史关怀，其实不能摆脱整体的中国史。可以说,当我们把研究的目光专注于一个地方的时候,始终不能离开对中国史的整体关怀。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中国史看成一个整体，而“区域”只是局部，只是“中国”里面的“部分”。所谓“区域”，真正的意义是一个超越国家的视域。一个所谓的“区域”，可以是国家里面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跨越国家的空间范围；在国家里面的这一部分，可以局限在国家这个整体中看，但我更主张是超越国家的视野。这样，所谓“区域”，虽然包含了“局部”的意思，但更具有整体的意义。因此，所谓区域研究，在以国家内部的一个地方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个地方放到更宏大的超越国家的视野里去认识。

近年来关于所谓“新清史”的争论备受关注，人们似乎大多把着眼点放到如何理解“国家”的问题上了，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的是超越国家视野这个方向。其实，这个方向，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是有着长久的学术传统的，就是所谓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传统。从草原游牧人群与中原农耕人群的互动关系去认识汉唐以后的历史，本来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一种主流，在这个主流下，内在地包含了中亚的文明与东亚文明互动的视野。

在这样的视野下，所谓区域，可以有不同层次，如关陇、山东、辽东、云贵、岭南是一种区域概念；西域、南海、东亚海域、蒙古高原，也是一种区域概念。我们不仅要研究这些不同层次的区域，也要从它们的关联和互动去建立我们的历史认识。小区域的历史，不仅要置于彼此间的互动中，更需要置于更大区域的脉动中去认识。简单说，我们需要的是全球史视野下的区域研究。其实，我们研究珠江三角洲、闽南这一类滨海地域，在对这些特定地域做微观考察的同时，也一定是与宏大历史连接起来的。

在这种区域历史观念下，我们对中国历史进行思考，在王朝版图内进行分区研究时，不仅要有国家的视野，更需要有跨越国家的区域视野。这种研究在中古史领域有着很好的传统，蒙古和元朝史学者更是历来都采取这种视野。在明清史研究方面，近年来也越来越多转向这样的方向，赵世瑜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就体现了这样的追求。

赵世瑜这篇文章把明代历史中的“南倭北虏”问题放在“海洋史”的历史逻辑和“内陆史”的历史逻辑下来认识。受他启发，我认为我们的所谓区域研究，需要走出以“中原（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向外看的视域，从欧亚大陆中部到蒙古高原与南海印度洋这两个“内陆”和“海洋”世界的连接去理解。如果把我们历来视为“天下”之中的“中原”放在“内陆”世界与“海洋”世界连接区的层面来理解，那么作为这种地理连接带的“界线”，对于历史理解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地理连接带就是长城沿线经过的地带，这点历来是学界的共识，但学界好像很少提出南部连接带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界线理解为空间的隔离，而是理解为交往的空间的话，这个连接区的南部界线，就是南岭。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存在将人群的活动空间分割和隔离开来的自然地理分界，但这些分割区域的自然条件，又是区域间流动交往的通道和媒介。不同区域之间的阻隔地带，同时也会形成一个交往的空间场域，就是说，这些边界地区，也是一种区域的形态。因此，这种区域的历史，一定要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才能解释。如同我们要解释长城沿线区域的历史，需要从高地亚洲与中原农耕区的互动角度去展开一样，我们要解释南岭的历史，也需要从南海印度洋与大湖区的互动中着眼。我这里说的“大湖区”,指由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串起来的这个区域。

任建敏：您2015年为“南岭历史地理研究丛书”撰写了总序《天地所以隔外内》（以下简称《总序》），虽然您在序中自谦是“观棋之人”，但实际上是以十分规范的学术语言，全面并大方地呈现了您对南岭历史的看法及研究思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南岭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序言，而且是您在多年南岭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南岭研究宣言”。您在里面提到，以往学界谈及区域，往往以行政区、经济区、文化区等形式进行划分。而您在《总序》中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施坚雅，他舍弃了行政区划分逻辑，而把区域看成“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一个是Schendel，他提出“Zomia”的概念，用区域间的政治过程及人群、物资、知识流动来建构区域单位。在您看来，岭南作为区域史的研究对象，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

刘志伟：所谓岭南,字面意思就是南岭之南。你提到岭南作为一个区域的独特之处,我想最基本的还是前面所讲的，要放在前面说的南岭的历史空间意义去认识。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岭南在地理概念上，首先是环南海区域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是作为中国与南海印度洋世界连接带的南岭的一部分。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南海印度洋这个海洋世界中间，还有一个中南半岛，这个地理区域可以视为南海印度洋世界的一部分，又是在陆地上连接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大陆的桥梁。岭南的区域特性和历史，要放在这样一种跨区域人群流动与交往的空间格局下去认识。

Schendel教授提出的Zomia的概念，在中国主要是由于James Scott的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一书而为学界所了解。因此，学界一般都关注这个概念表达东南亚高地无政府状态的意义。不过，除了这个特定的意义外，我深受启发的是这个概念包含的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边界上交往形成的区域空间意义。更早启发我这一想法的，其实不是Zomia这个概念，而是梁肇庭教授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基础上提出的客家区域的概念。因此，我这些想法更主要还是来自施坚雅的区域概念。

在中国历史学界，讲到施坚雅,都着重关注那个六边形的市场层级结构模型，以及由此逐级上溯形成的九大区域的周期理论。这当然是施坚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解释。但我认为，他的这个模型对中国史研究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他建立的区域，是通过“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来理解的。

我要强调的是施坚雅在他就任亚洲学会主席的演说中的一句话。我把这句话翻译为：“（区域）是一个地方和区域历史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这些地方和区域的范围分别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为依据。”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从前是没有这样一种认识的。这一点对社会科学来说本是不言而喻的，如经济学和人类学，如果要建立区域的空间概念，也许很自然会从人的行为去构建。施坚雅从普通村民的活动出发，弄出一个中国历史的结构和周期的解释，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应该产生很大的冲击。

只要想明白这一点，所谓区域研究也好、地方研究也好，小社区研究也好、个人研究也好，都能够和大的历史研究连接起来。我觉得这样一种认识的逻辑很重要，哪怕一些很零碎的叙事，也可以引到对大历史的理解。这应该成为作为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的基本认识方法。明白这一点，Schendel提出的Zomia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就是以不同地方边界地区的人员与物资的流动所形成的空间来讲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区域。

在我们的历史中，无论国家、区域或省区州县，都是确定的历史单元。关于这个单元的历史解释总是在揭示这个历史单元本身发生了什么，而少去看这些单元之间的连接地带，因为人们的交往活动也可以是一个区域。这个就是黄国信的《区与界》中所讨论的问题。

过去很多年来，陈春声在很多讲座里面都讲到过，“界也是一个区域”。这样的区与界不是随意划分的，而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形成的。人们的活动交互叠合，就有新的形构出来。这样去认识区域概念，就比较好理解了，这种区域不是由研究者根据某些定义随意划出来的。所以，Zomia的真正意义，是以人与物的流动为主题，而不应只局限于逃离国家的问题。

我提出过，客家话其实是南岭山地的普通话，引起一些人的批评。语言的空间分布为什么可以构成一个区域？因为语言是在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以交往方式来理解历史，所有社会的变化以交往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其实就是随着交往方式变化形成的空间过程。回到岭南区域史的话题上,在这样的区域观念下,现在习惯性以国家、政区和行政体系为单元去研究，去定义地域文化概念，会遮蔽我们的视野、扭曲区域的图像。

区域史的学术训练

任建敏：历史人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在田野中阅读文献”、“在田野中理解历史”，您和其他老师都曾说过：我们做的田野，不是人类学家所做的田野。从“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到如今很多高校都在举行的田野教学实践，您能谈谈您心目中历史学者的田野是怎样的吗？

刘志伟：这个问题正是我有点忧虑的问题。无论我们是办研修班，还是在课程教学里带学生到田野里走走，我们的方式往往限于到当地到处走一趟，看到碑就三下两下拍下来，看到族谱也马上摆开摊子，一页页拍下来。很多地方其实只呆上半天或一天的时间。以这样的方式开展教学，我觉得也不坏，总比只在图书馆里看书不到现场好。但现在大家逐渐以为历史学的田野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误解。

我们历史学者到田野里做研究，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像人类学家那样深入参与、观察、体验，无论是研究资料的偏重还是研究时间的分配，都不可能那样做。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田野研究理解为只是找文字资料。历史学者跑田野，要先放弃一种期望，就是以为在田野里的收获可以直接在写论文时用得上。田野里看到的东西，可能99%甚至差不多100%是写不进我们的论文的。我们用来写论文的，主要还是文字资料。

因此，田野里收获到的，主要不是资料，而是成就我们解读资料的能力。我们现在跑田野，经常是见到碑抄（拍）下来就走了，连碑所在的地形环境，碑附近有什么人，有什么建筑、景观都不知道。如果这样，同在图书馆里读一本碑刻资料集也没有什么区别。到田野里，在收集文献的时候，有以下几个方面虽然写不进论文，也是应该重视的。

第一，适用于所有田野工作的是获得空间感，包括方位、景观、生态环境，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材料，能放回到现场的空间感。这种空间感的获得，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一进入就要很有意识地去捕获，不要视而不见。这种空间的掌握，对于解读文字资料是非常必要的，郑振满称之为在现场读碑。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在顺德乐从和中山南区分别见过一块刻着来自海外很多商埠的捐款人名字的石碑。只是从文字上，看不出这两块碑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你都可以解读为海外华侨热心家乡建设，踊跃捐输。

但如果你到现场去看，看社区的形态，看这些人与周边村社的关系，看他们的信仰和仪式，还有看他们的生活习俗等，就可以了解，这两块碑反映的海外捐款背后的社会意义和社区历史，有很大的差别。中山那块碑记录的捐款，反映的是水上人登陆定居，开始形成聚落社区的历史；而顺德那块碑记录的捐款，反映的则是一个大宗族强化其整合力的历史。这种差别，必须到现场结合实地的田野经验才会看得出来。

第二，要和当地人接触沟通，前面说的空间感还需要同当地人的情感相通。我们现在到乡村里，常常把当地人当作资料提供者和信息来源，不够注意在同当地人接触中培养情感，了解他们关心什么，了解他们的思维和表达习惯，了解他们对周边的人和世界以及对政府的认知。我不能说这种理解一定对写论文有用，但我觉得要尽量培养出理解当地文献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必需的。

第三，要观察景观和各种礼仪标签，包括建筑、道路、各种设施，这些也是资料，也是包含了丰富历史信息的资料，会帮助你发现和理解当地的历史。

第四，要关注当代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包括当代正在发生的活动的文字资料。比如我们带学生下去，我会告诉他们，一定要到村委会，村委会里面很多资料很有用。例如我前几天到了开平，进了一个社庙，这个地方是当村委会办公地在用的，墙上贴着每年分红的名单，2015年他们只有38人，2016年到2017年都是40个人。由此一下子就了解了这个村子的规模了。这是一个有资格分红的人的名单，是最准确的资料。

在分红名单的旁边，还有某某祖捐钱做什么活动的记载，然后就能发现某某祖比这个村的规模大很多。如此再和旁边的老人聊起来，老人告诉我们，村是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而某某祖是更大规模的群体，包括了一个半村的人。我马上由此想到这个祖先祭祀形成的群体与村落的关系。这些认识不一定能写进论文里面，但我们由此对地方社会形态很快就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了。

第五，我们还要看坟墓、祖屋等历史遗存。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很多是和历史有关的。我喜欢带学生到南沙的塘坑村考察，那个村的背后有非常精彩的历史。

第六，要尽可能多了解现实的情况，尤其是生态与生计、婚姻家庭制度、民间社会组织、仪式活动、各种民俗等。我们做历史研究的，虽然不可能专门去研究现实，也不会直接用现实套用到历史上，但我们还是要相信现实与历史是有相通的地方的，哪些相通？怎样相通？相通的逻辑怎样？这些当然都取决于我们的历史素养和研究经验，也需要有比较好的史学积累和历史通解能力。获得这种能力没有捷径，但长期的田野经验（包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是可以积累起来的。

我们不一定像人类学家一样，对生活生计、生育制度、亲属制度等有那么细致的了解，但我想最基本的是培养田野现场感和理解当地人，要培养同情理解的能力。这样你的研究才能生动地贴近现实，你才能在单调的文字中发现活生生的历史，写出来的论述才能活起来。

任建敏：外界印象中，认为华南研究的传统更注重田野实践，但您曾经在和陈春声老师合作的《理解传统中国“经济”应重视典章制度研究》一文中呼吁要重视典章制度。而且提到，近年来典章制度研究总体进展不大，是由于这种研究对心态、古典文化功底和现代教育制度等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使刚入门的研究生难以感觉到这种研究的学术魅力。面对这样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您觉得现在的研究生，应该如何培养典章制度的学术功底？如何兼顾史学基础的训练与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

刘志伟：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常常被赵世瑜笑话。因为我们曾经写过应重视典章制度的文章，也写过应重视田野调查的文章。赵老师笑说，话都被我们说了。但事实上，这也是他的主张，我们的确应该重视啊。我们要在田野里形成理解典章制度的能力，就需要了解我们所见的社会现实是在什么典章制度下成为这个样子的。现实的状况，不是根据制度条文的规定去复制的，但是，无论遵行也好、对抗也好、应付也好，制度是存在的，总是会以种种途径和方式与现实联系起来。

任建敏：现在研究生选题目，往往直接扑到一个小区域里面去了。

刘志伟：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复杂，直接扑到一个小区域里面没有错，从基本文献读起也是必需的。本来这两方面的训练是并行不悖的。之所以我们感觉有点紧张，简单说还是现在学生培养方式和要求变了，学生成长的路子不一样了。第一，现在人们能拥有的静心读书的时间，再勤快的学生也是很少的。第二，学业压力大，有很多评价的指标，很多不符合人文学科实际的教学要求，例如要以发表多少篇论文作为标准来评奖学金，甚至作为毕业的必要条件。要毕业，要拿学位，要看你研究成果的量化结果。这些要求，令学生难以按以前读书的路子走。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老师要求读《明史》《明实录》，我是去读了，但读了一个学期，发现这样读下去，写论文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于是，我打了折扣，读《明史》的时候以志为中心。《明实录》，我读了《明太祖实录》之后也就放下了。但老师要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明经世文编》是一定要读的，但坦白说，我读的时候也偷懒了，没有读得很认真。

不过，同现在学生的处境相比，我那个时候还好一点，还可以先从读几本文献史料开始，那时没有研究目的的阅读，现在还是感觉终身受用的。但现在连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阅读我都不敢要求学生。学生一入学就面对专题研究的压力，面对“创新”的要求，几乎不可能用充足的时间去精读几本书。因为这样读书，怎么顺利拿到硕士、博士学位！我们现在都越来越感到培养学生掌握典章制度的学术功底的必要性，但各种学生培养考核制度越来越繁复，以致学生要真正从基本功练起，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

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学生至少要知道读书治学本来的要求是什么，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做一些补救，起码你在研究具体课题时，若碰到问题，这些问题相关的那套制度，你要去了解，不能不管，更不能随便只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就糊弄过去。至少你对这套制度基本的史料怎么讲的，前人相关的研究是怎么解释的，多少也得了解一点。最低限度，你要自己觉得已经懂了，是不是真的懂了不一定，但不能完全不管。

明白了这个要求，史学的很多基础训练，还是可以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慢慢进行的，相关能力自己去培养。现在最担心的是，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这种自觉，论文写完之后，什么基础训练都没有。

整合丨吴鑫

编辑丨宫子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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